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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电视,晚上泡夜店当夜猫子,享受了昼伏夜出的假期,上班时再来“倒时差”。“特别是后两种,看似休闲,实则没有休息,不仅没有缓解压力,反而令身体免疫力越来越差,而慢性病最容易盯上免疫力差的人群。”傅泰桦说。工作关掉手机,不要把工作内容和习惯带入休闲时间央视此次调查显示,国人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是上网和看电视。心理专家表示,要脱离休闲病,就要适当的运动,制定一些计划。人们不应该一天12个小时坐在电脑或电视机前。散步打球等运动方式都能让“沙发土豆”们精神焕发。“长时间看电视和上网对眼睛伤害不小,建议这类人群应做一些真正能让身心愉悦,彻底感到放松的事情。” 重庆新桥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戴光明说,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们可以关掉电脑,将视线转移到书籍、花卉、音乐等领域,或者练瑜伽、打球、游泳、爬山也是好的。戴光明还提醒,千万不要把工作内容和工作习惯带入休闲时间。“试着关掉手机、不查看电子邮件、不安排工作,尽量放松身心。”重庆市疾控中心慢病防控所所长丁贤斌也表示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,比如,晚上11点前睡觉、合理安排时间、久坐时间不超过2小时。“最重要的是,学会向不感兴趣的活动说NO,休闲娱乐方式不要从众,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。”(项丹平)(中国妇女报)
昨天,上海高校“信用启航——图书漂流”活动在上海交大医学院启动,这是首次在全市高校内发起以诚信为基础的图书漂流活动,上海交大、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、上海应用技术学院、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共5所高校成为第一批试点学校。图书漂流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,爱书人将自己读完的书随意放在公共场所,捡获这本书的人可取走阅读,读完后又将其放回公共场所继续漂流,再续书香情缘。韩晓蓉
2012年4月23日,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德工商峰会上发表致辞,全文如下: 中德友好合作前景可喜可期 在中德工商峰会上的致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(2012年4月23日汉诺威) 尊敬的默克尔总理, 女士们,先生们: 今天有机会同中德工商界朋友相聚,共商经贸合作大计,我感到很高兴。我对峰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,对致力于中德友好合作的各界人士表示崇高敬意! 今年是中德建交40周年,这是值得纪念的大事。建交之前,笼罩世界的冷战阴霾阻隔了中德之间的正常交往,双方的接触要通过第三方进行,人员往来也要绕道香港,那时开展经贸合作的困难是当代人难以想象的。1972年,中德领导人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,跨越冷战鸿沟,排除各种干扰,开启了长期封闭的中德关系大门,成功架起了一座通往友谊与合作的桥梁。 40年来,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,中德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,总体保持顺利发展,逐步进入成熟、健康、稳定发展的轨道。目前,双方的合作正处于最广泛、最活跃、最富有成果的时期。 政治上,两国高层互访频繁,政治互信加深。2010年,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。去年6月,我率10多位部长访问德国,参加首轮中德政府磋商。这是中国第一次同外国政府建立类似机制,是中德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 经济上,中德是重要合作伙伴。双方经贸合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,都走在中欧合作的前列。建交之初,中德贸易额仅有2.7亿美元,2011年达到1691亿美元,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三成。德国在中国设立企业7500多家,累计投资185亿美元。德国是中国自欧洲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,合作金额超过500亿美元。 人文上,双方在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旅游等领域的合作硕果累累。德国是中国最重要的远程客源市场之一,也是欧盟首个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,2011年双方互访游客都超过50万人次。两国共有69对友好城市,有50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联系。 在国际事务中,中德两国加强沟通,协调立场,相互支持,密切合作。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、应对气候变化、打击恐怖主义、消除贫困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成效显著,维护了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。 综观中德建交40年的历史,我们深切地体会到,国与国关系稳定的基础在于互信,相互信任的程度越深,彼此之间合作的空间就越大。只要中德双方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,坚定地相信对方是朋友而不是对手,是机遇而不是挑战,始终坚持互利共赢,平等协商,基于优势互补的合作就能不断深化,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就能稳定发展,中德友谊就能像长江和莱茵河一样滚滚向前、永不干涸。 女士们,先生们: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,中德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都在增加。进一步深化中德互利合作,不仅对两国发展有利,对中欧关系有利,对世界繁荣与稳定也有利。中德关系的战略性只能加强,不能削弱。 我们高兴地看到,首轮中德政府磋商中商定的重点项目正在落实,中德生态园在青岛奠基,电动汽车战略合作平台建成,标准信息平台开通,生命科学创新平台设立,职业教育合作示范基地建成,中小企业合作在稳步推进。我们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,以更加积极的态度,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向更大规模、更广领域、更高水平迈进。为此,双方要在以下方面共同努力: 一、扩大双边贸易。要扩大市场开放,反对贸易保护主义,努力实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800亿美元的目标。中国实行进出口并重的政策,致力于建立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制度,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。中方愿意进口更多德方产品,希望德方积极推动欧盟放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。 二、促进双向投资。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,德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,把两种优势结合起来,可以提高双方的竞争力。要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,加强投资促进,消除投资壁垒。我们欢迎德国企业加大对中国高新技术领域、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。希望两国企业继续加强汽车、化工、机械等传统领域的投资合作,并逐步向高端制造业、海洋和极地、航天航空等领域拓展。德国中小企业发展经验丰富,值得中方借鉴。中国政府愿意在融资、信息和行政服务等方面为两国中小企业合作提供便利。中方将严格保护各类企业的知识产权,对技术转让始终遵循市场规则和自愿原则。 三、拓展环保合作。两国在节能环保标准、新能源技术、生态示范建筑、生态城市规划等领域合作大有可为。中德生态园是双方精心培育的利益共同体,将集中展示德国节能环保领域的先进理念、技术和产品,并对两国节能环保合作发挥示范作用。我们欢迎德方有实力的企业参与投资,尽快组建中德生态园合资公司,推动生态园区建设早日取得新进展。 四、深化人文交流。中德两国都有悠久、璀璨的文明,可以开展持久的文化交流互鉴。要创造条件,密切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年的交流,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。我们支持举办“中国文化年”以及“中德未来之桥”青年交流等活动,鼓励两国高校加强合作,欢迎更多德国青年到中国留学。 女士们,先生们: 回首过去,中德两国携手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历程,留下了光辉的足迹。展望未来,我们将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,做南北对话和共同发展的典范。我相信,有见识、有作为的两国工商界人士,一定会抢抓机遇,乘势而上,奋力开创中德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,共同开辟一条大国之间互利共赢的光明之路! 谢谢大家! (文字据外交部网站)(中国网络电视台)
公立医院的亏损账公立医院的财务制度普遍落后,意味着各项医疗服务的真实成本很难获取,其亏损表象背后隐匿着一条不为人知的利益链条本刊记者/陈纪英如果你问朱忠远,现在什么行业最有利可图,他一定会告诉你,投资医疗吧。作为管理着120亿元基金的景林资本董事总经理,朱忠远还准备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资,他估计医院的利润率达到30%并不困难。朱还不是胆子最大的,另外一名投资了三甲医院的一家国企总裁估计,部分三甲医院的毛利率能达到50%。许多公立医院的院长却在一直喊穷。对于资本界的乐观精神,北京某三甲医院院长张平感到颇为尴尬,每年,他所在的医院要从政府拿到5000多万的财政拨款,才能维持收支平衡。当他听到医院的毛利润最高能有50%时,他激动得连连摆手,“不,公立医院的利润率没这么高”。他的例证是,在美国医院的净利润率也不过3%~6%,“在全世界,医院都不是好生意”。张平坦承,医院有一些科室确实容易赚钱。但是综合类公立医院同时也要运营不赚钱的科室,整体来看,综合类公立医院不可能赚大钱。朱忠远和上述国企总裁,则用行动证明了他们没有在说谎。景林资本管理着总额高达120亿元的基金,医疗投资是该基金的四大投资板块之一,目前仍在追加投资;而另一位国企老总则斥资10亿元,投资了昆明市一家市属三甲医院,预计到2013年将投入运营。看起来,医院就像一个围城,资本方动辄掏出数亿资金大胆试水,而身在其中的院长们却苦不堪言。公立医院病了张平过早谢顶了。六年前,他开始担任某三甲医院院长,随后在医院进行了一系列阻力重重的改革,改革的目的之一,就是减少医院的跑冒滴漏,降低医院亏损率。2010年,该院的总收入为17亿左右,拿到政府拨款5000多万,“收支刚刚持平,”张平说,亏损率为3%左右。这看起来有点奇怪,三甲医院平均110%~120%的住院率意味着医院是绝对的卖方市场,可是,根据张平掌握的同行情况,如果在收入中去除政府的拨款,几乎所有公立三甲医院都处于亏损状态。张平所在医院位于北京繁华的市中心,衣着光鲜的人士在旁边的高档百货大楼里购买各类奢侈品。医院里,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。由于病人过多,住院部的楼道里塞满了临时病床,一些输液的病人斜斜地靠墙而坐,来自农村的患者蹲在鼓囊囊的包袱上,这一切让医院看起来像一个肮脏杂乱的火车站。医院似乎成了中国最繁忙的地方之一。大部分医生都颇为疲惫,有的医生为了避免下午犯困,午饭都不敢吃饱。门诊医生一上午要问诊几十个病人。另一方面,中国的医患矛盾又日益突出。今年3月23日,一名患者捅死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年仅28岁的医生王浩。在随后的网络调查中,超过六成的网民却为王浩之死欢欣鼓舞。伴随负面形象的是医生低廉的阳光收入。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他每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,上一次夜班补贴20元,“我上完夜班就熬到天亮,等着公交车开始运营,20块钱根本不够打车”。张平称,他所在医院员工平均年薪达到了17万左右,而主任医师平均为40多万,“你最好匿名,因为我们医院比同行高了不少,曝光了又要挨骂”。在美国,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资金总额的70%用来作为医生的收入,另有15%用于药品流通,余下的15%则用于医院的运行。而在中国,只有30%的医院收入用来给医生发薪水。由于医生的合法收入过低,通过过度诊疗补偿其收入至合理水平,成为了潜规则。“患者和医保要负担整个药品的费用,而医生的回扣只占了一小部分,医生为了获取一块钱的收入,可能要给患者开十块钱甚至更多不必要的药,很不经济。”张平说。2010年,张平通过该院的医疗信息系统发现,一位外科医生开出的某药品的数量,是其他同科室医生平均水平的28倍。而且,上述药品并非必需药品,“最终我们取消了该药品生产厂家的供应资格”。但是,在国内绝大部分公立医院,并未应用这样的信息系统,因此,医生们的过度医疗行为很难得到应有的监督。民营医院只是改变了药物采购制度,就规避了这个问题。在云南,民营医院几乎都是直接从厂家采购药品,断绝了医生收受回扣的通路,很多药品的实际采购成本比公立医院低了40%左右。亏损背后由此而来的疑问是,在中国,既然病人如此之多,医生的人力成本又如此之低,为什么公立医院普遍亏损?张平的理由是价格管制。其中,包括胃肠外科、儿科在内的大部分科室,传统医疗项目比较多,其价格多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确定,并未计入人力和物耗成本,在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的20年间,上述手术现在做一个赔一个。比如,某三甲医院阑尾炎手术的费用为234元。做一台这样的手术需要8个医护人员工作一两个小时,平均一个人一小时的酬劳还不到30元。而新项目比较多的一些科室,比如眼科手术,手术半小时,手术总费用能达到2000元。儿科主任曾经多次找到张平,儿科病人实在太多,希望能增加病床数,被张平拒绝了,“赔不起了,并非儿科不重要,但是从维持医院运营角度考量,我们也没办法”。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价格过低已经成为了业内共识,提高其价格也早已被官方提上了日程,却一直未能启动。多位卫生系统人士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原因在于,目前中国医患矛盾突出,提高价格会“引起民愤”。此外,公立医院的财务制度普遍落后,意味着各项医疗服务的真实成本很难获取,价格到底该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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